文明星光闪耀中州

河南偃师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收藏的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青铜牌饰，中国人是最早使用加工绿松石的人群。

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妇好鸮尊，将猫头鹰的形象融入到青铜器中。

河南信阳城阳城遗址出土的战国中期卷云纹漆木案，明显具有楚文化风格。

上海博物馆藏商鞅方升，当时1升约合今制200毫升，这件量器是商鞅统一秦国度量衡的见证，秦朝建立后，它推广到全国范围内。（资料图片）

上海博物馆正在展出“宅兹中国：河南夏商周三代文明展”，这是上海博物馆推出的“何以中国”文物考古大展系列的开篇之作。两百余件（套）文物向观众展示了夏商周三代文明的灿烂，也勾勒出中原地区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地位。

二里头夏都先民用绿松石拼出龙的形象，龙的传人一脉相承至于今

上世纪六十年代，陕西宝鸡的一位农民意外发现了“何尊”，令这件西周早期的青铜器具有无可取代价值的是底部的铭文。铭文有122字，是周成王对贵族何的训诫，其中提到了营建洛邑之事。周成王的父亲周武王灭商，在关中平原的都城偏西，曾表示“余其宅兹中国，自兹乂民”。这是“中国”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，它最初指的是洛阳盆地及以其为中心的中原地区，后来其内涵不断扩大，成为我们伟大国家与文化的名字。

周武王没有实现宅兹中国的梦想，周成王子承父业，在周公、召公等贤臣的辅佐下，成功营建洛邑。据说周公为了测定“天下之中”，来到今河南省登封市告城镇，在这里用圭表测日影，得到此地为天下之中，遂开始营建新都。今天在告城镇的观星台景区内，还能看到唐朝人所立的一座具有纪念性质的“周公测景台”。

观星台景区以西大约1公里的地方，有一处叫王城岗的龙山文化遗址，据考古学家的研究，它很有可能是“禹都阳城”，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朝的第一个都城。久远而神秘的夏王朝，在考古学家的手铲下，日渐露出清晰的面目。考古学家在河南发现了多处夏文化遗存，其中最令人振奋的是二里头遗址的发现。

1959年发现的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省偃师市，今天考古学家有相当把握确认这里是夏朝晚期的都城，这里发现了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中轴线宫殿建筑群、最早的宫城、最早的封闭式官营手工业作坊区、最早的青铜礼器组合。

宅兹中国展览中，观众可以看到一件从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牌饰，这件牌饰以青铜铸出主体框架，再用数百片细小的绿松石镶嵌出兽面纹，这件距今有三千多年历史的文物出土时保存完好，数百片绿松石无一松动脱落，显示出先民技艺的高超。这件牌饰两侧各有两个小孔，据考古学家推测可系在墓主人胸前，墓主人应当与祭祀活动有关，这件牌饰“应作为沟通天、地、神、人等的重要载体”。

二里头遗址出土了多件绿松石牌饰，2002年考古学家在二里头遗址3号宫殿建筑基址庭院内的一座墓葬中，发现了一件长约70厘米的龙形器，由2000余片绿松石拼合而成，绿松石每片大小在0.2-0.9厘米，厚仅0.1厘米。它整体呈现出龙的形象，龙头部分用青、白玉组成鼻梁，双目炯炯有神，龙身呈波浪状，龙尾蜷曲。龙形器中部压一件铜铃。绿松石龙形器的功能仍旧众说纷纭，它很可能被墓主人抱在怀中，不仅显示墓主人对它的重视，也透露出墓主人的身份绝不一般，它或许与绿松石牌饰一样，与先民的祭祀活动密切相关。

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绿松石的人群之一。河南省漯河市舞阳县贾湖遗址，就是那个曾出土了中国最早乐器贾湖骨笛的新石器时代文化，也是制作使用绿松石的先驱。中原先民不俗的审美品位在二里头得到了延续与创新，他们用绿松石塑造出龙的形象，将华夏儿女是龙的传人写入历史记忆中。

殷墟出土大量精美文物，一展中国青铜时代典雅风华

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网格纹鼎，是迄今为止我国考古发现的最早青铜鼎。夏商周三代又被称为青铜时代，青铜器在当时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，夏朝为青铜时代揭开了序幕，但夏朝的青铜铸造业还不能说发达，到了商朝，先民生产出大量精美的青铜器，让人真正感受到了中国青铜时代的典雅风华。

公元前16世纪，商汤灭夏，建立商朝。商朝在五百多年间曾五次迁都，六个都城中的四个在今河南境内。郑州商城是商朝最早的都城亳都，而名气更大的安阳殷墟则是商朝最后一个都城。从商朝开始，有城垣的城市大量出现，而此前的二里头夏都只有宫城部分有夯筑城墙。

宅兹中国展览中展出了多件刻辞甲骨与卜骨，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是我国最早的文字，它一经出现就展现出成熟的样貌，在此之前它必有一个发展的过程，目前考古学家、文字学家仍在艰辛探索之中。甲骨文记载了商朝历史的方方面面，没有甲骨文的记载，我们也许要与一位传世文献没有留下只言片语的女将军失之交臂。

甲骨卜辞中有一条这样的记载：“辛巳卜，争贞：今者王共人呼妇好伐土方。”辛巳日是占卜的时间，主持占卜的是一个叫“争”的人，卜问的事情与战争有关，其中王指的是武丁，武丁是商朝晚期的一位君主，妇好是他的配偶，“共人”有召集军队之意，因此这条卜辞透露出武丁召集军队后，命令妇好带军前去讨伐土方的信息，而土方是当时一个颇为强大的方国。甲骨卜辞中存有上百条关于妇好的记载，她不仅能带兵打仗，也能占卜。

1976年，考古学家在殷墟宗庙区附近发现了妇好墓，妇好墓规模虽然不大，但陪葬品丰富，出土的青铜器和玉器十分精美。宅兹中国展览中，展出了妇好鸮尊、司母辛方鼎等妇好墓出土文物。妇好鸮尊将一只站立的猫头鹰的形象融入到青铜器中，猫头鹰昂首挺胸，翅膀收起，给观众以志得意满的神态，圆圆的眼，宽宽的嘴，小小耳朵，头戴高冠，更显自信。猫头鹰的头后别有玄机，制作它的工匠开了一个半圆形的口，从这里注入酒，口上有盖，盖子前端有一尖嘴立鸟，后有一拱身卷尾的立龙。

如果说妇好鸮尊以灵动的想象力吸引了观众，司母辛方鼎则更多体现出一种庄重典雅。鼎足上部绘有饕餮纹，鼎身绘有八组饕餮纹和排列整齐的乳钉纹，器上有铭文“司母辛”三字，辛是妇好的庙号。这件青铜器很容易让人想到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后母戊鼎（原名司母戊鼎，本文所述文物名字以各收藏单位定名为准），后母戊鼎是目前我国现存最大的青铜器，那么“辛”和“戊”这两人有关系吗？确实存在关系，两人均为武丁的配偶，两件青铜方鼎是各自的后人为纪念其母所制作的。

以安阳殷墟文化为代表的商代晚期，是我国青铜器铸造的第一个高峰期，到历史的车轮前进到周朝时，我国的青铜器铸造又进入到了一个新的篇章。

逐鹿中原、百家争鸣，多元文化如万川归于一流走向融合统一

商朝的青铜器重酒器，周朝的青铜器重食器。周人鉴于商人酗酒成风、荒废政事终至灭亡的教训，严格规定饮酒的场合，节制饮酒的数量，由周公发布的《酒诰》堪称我国第一个禁酒令。礼器制度由重酒到重食的改变，是周人改革商朝文化的一个方面，周人不像商人那样重视鬼神，而是将“德治”与“民本”放到中心。

周人以宗法制和分封制为基础，构建了一套完备的礼乐制度，这对古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。青铜器的使用有着严格的等级限制，等级不同，使用的青铜器数量也不同，周天子在祭祀时可以享用九鼎八簋，而诸侯只可享用七鼎六簋，周天子享用的编悬乐器可以靠墙摆四面，而诸侯必须减去一面，只能摆三面。秩序无所不在，尤其表现在青铜器上，这便是“藏礼于器”的观念。

周成王营建洛邑，洛阳作为周王朝东都，是举行朝觐、册命、祭典、征伐等重要仪式之地。公元前770年，周平王迁都洛邑，是为东周。东周时代即春秋战国时代，洛邑是规格最高的都城，但周王室逐渐衰微，诸侯国竞起。河南境内分布着许多诸侯国，他们所生产的器物各具文化特色，正显示出这一时代群雄逐鹿的态势。

东周时代，河南南部的信阳、南阳等地日渐受到楚文化的影响。宅兹中国展览中，展出了一件来自信阳市城阳城遗址出土的卷云纹漆木案，长方形的案面以红色为底色，用黑漆绘出三十六个团花式卷云纹，三十六个卷云纹分四行九列排布。这件漆木案的装饰是典型的楚文化风格，它浸泡在水中两千多年得以保存完好，经过修复后今天看来漆色仍旧鲜艳。

楚国从自视蛮夷到意图问鼎中原的改变，本身显示了这一时代的大势是迈向统一。宅兹中国展览的最后一件文物是上海博物馆自藏的商鞅方升。商鞅因在秦国变法而闻名天下，这令许多读者忽视了他的家乡在哪里。商鞅又被称为卫鞅，他来自卫国，是卫国国君的后代，而卫国在今河南北部。春秋战国时代，人才的流动十分频繁，商鞅说服秦孝公，在秦国大刀阔斧进行改革。

商鞅先后两次主持变法，秦孝公十二年（公元前350年）开始，商鞅主持第二次变法，陆续推出一系列举措，其中之一是统一秦国内的度量衡。商鞅方升正是此举产物，这件方升看上去平平无奇，但其上的铭文包含了巨大的历史价值，一处铭文说秦孝公十八年（公元前344年）“冬十二月乙酉，大良造鞅，爰积十六尊五分尊壹为升”，即担任大良造一职的商鞅，规定十六又五分之一立方寸为一升，约合今天的200毫升。秦国因商鞅变法而强大，最终横扫六合、统一天下。秦始皇在秦朝广袤版图内推行“书同文、车同轨、度同制、行同伦”，商鞅方升得到更大范围的推广。

夏商周三代王朝促进了广泛地域内文化的统一，秦朝的统一顺应了历史之大势，而在此过程中，中原地区占有重要的地位，中原王朝的礼制和权威得到周边地区的普遍接受，但并不以消灭不同地域的文化差别为代价。多元融为一体，一体之中又蕴含多元，恰如万川汇于一流，浩浩汤汤，生机勃勃。（陈彧之）